瓜尔佳·荣禄（1836年4月7日—1903年4月11日），字仲华，号略园， 别号田舍主人， 满洲正白旗人，清代政治人物，主要活跃于光绪朝中后期。

荣禄出身于军官世家，以荫生晋工部员外郎。同治年间，受文祥、李鸿藻等提携，曾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后出为西安将军。甲午战争期间，因受慈禧太后信任，留京任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卒，谥文忠，赠太傅，晋一等男爵。其女瓜尔佳·幼兰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被慈禧太后收为养女。

荣禄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晚清政治事件中，扮演复杂角色，历史评价亦存争议。其大部分生平文牍曾遭兵燹，后人编有《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等。

人物生平

起自门荫

瓜尔佳·荣禄，满洲正白旗人。因清代满人无姓名连写的习惯，史籍一般径称其名“荣禄”（对其姓则另外介绍为“瓜尔佳氏”），或将其名首字与其字号、官职、谥号等结合而别为称呼（如“荣仲华”“荣中堂”“荣文忠”等等）。

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 荣禄生于其父瓜尔佳·长寿位于北京的宅邸。

道光二十年（1840年），荣禄丧母，其时又身体孱弱多病，幸得继母颜扎氏的尽心抚养。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荣禄父亲长寿被派往福建任职，荣禄一家随往，期间于次年（1842年），长寿还曾在浙江参与抵御英军入侵（鸦片战争），荣禄等亦留寓浙江，事毕仍赴福建。其后，长寿职务仍屡有调动，研究者认为荣禄等家人应亦随之多次迁徙。

咸丰元年（1851年），长寿受命赴广西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家眷被托付给福建将领饶廷选，荣禄即寄读于饶家。

咸丰二年（1852年），荣禄的伯父和父亲作为总兵在同太平军作战时双双战死，同年十一月，荣禄由廕生被起用；十二月，承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之爵。咸丰三年（1853年），分至工部观政。咸丰七年（1857年），康慈皇太后入葬慕陵礼成，参与其事的官员得到嘉奖；荣禄作为工部官吏（与陵工相关），亦获得恩旨，待补为主事后可优先升任为工部员外郎。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荣禄补为工部主事；八月升任工部员外郎。咸丰九年（1859年），荣禄又被调为户部银库员外郎。

在当代学者马忠文看来，荣禄所隶属的满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地位较崇，任官机会也优于“下五旗”。他的祖父、伯父、父亲均曾统帅军队并战死疆场，受到朝廷的格外褒奖，咸丰帝明谕优恤，赞誉瓜尔佳氏为“世笃忠贞”。荣禄正是借着这种祖荫进入官场，并长期得到皇帝拔识。尽管如此，另一位学者戴海斌则仍认为，荣禄家世出身难言显赫，又未走一般科举仕进的道路，其后续拔擢仍有赖于其参与“武”事。 [48]

武事与旗务

咸丰十年（1860年），满洲权贵肃顺为排挤大学士翁心存而掀起户部官钱局案，荣禄也被牵扯其中。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去世。八月，荣禄因捐输军饷，获奖为候补道（据《清史稿》，当系直隶候补道 ）；十月，又充任神机营文案处翼长。 [50] 据学者研究，荣禄在受到肃顺排挤后以开缺候选道员参加京城防卫，是出于时任军机大臣文祥的主持。恰在此时，两宫太后及恭亲王奕訢等发动辛酉政变；政变后，充任管理神机营大臣的文祥，援引荣禄投效营务，才使荣禄有机缘接近醇王奕譞，奠定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不过，所谓“荣禄因参加辛酉政变密谋而受到慈禧信任”的说法，已被史家批驳证伪。）

同治三年（1864年），荣禄充任神机营全营翼长。同治四年（1865年），荣禄曾受命带兵镇压“马贼”，不久获赏副都统衔，并管理健锐营事务，后又兼任神机营、健锐营马队的专操大臣，以及神机营威远队专操大臣。

同治五年（1866年），荣禄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年末又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

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进至京畿，荣禄受命随恭亲王奕訢布防，迁左翼总兵，亦受军机大臣文祥赏识及推荐。同治八年（1869年），荣禄又补为镶黄旗满洲副都统。

同治十年（1871年）之后，荣禄除参与旗务外，并曾署工部左侍郎、补工部右侍郎、调户部左侍郎。同治十三年（1874年），荣禄兼署吏部左侍郎，后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同年末（1875年1月），同治帝去世，荣禄自请撤销同治帝患病期间为冲喜所加双眼花翎及太子太保衔，获准。

跌磋与外放

光绪元年（1875年），荣禄兼署步军统领，光绪三年（1877年）补任。光绪四年（1878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后因病解除工部尚书之官，并开总管内务府大臣之差。

光绪五年（1879年），荣禄因参与普祥峪定东陵工成，获赏并下部优叙。但他仍于同年申请开缺，获准。光绪六年（1880年），荣禄又被弹劾纳贿，被降二级调用，且“不准抵销”。

荣禄去职，背后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从官私记述及学者分析来看，一方面牵涉到沈桂芬与李鸿藻之间的“南北之争”，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内务府权贵之间的排挤倾轧”不容忽视。

光绪十一年（1885年），荣禄所受“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获得开复，其后逐渐重新获得任用。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为西安将军。在西安将军任上，荣禄结识董福祥。

甲午复起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被再次复起的恭亲王奕䜣荐为步军统领，会办军务，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同年，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1895年8月11日），荣禄以步军统领受兵部尚书之职。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6年6月4日），授协办大学士。 [22] 他刚上任，就发生御史胡景桂弹劾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一事（很可能是李鸿藻在幕后指使），荣禄被派到天津核实情况。经过一番实地考察，荣禄更加了解编练新军的必要性。离开天津时，他将有关查办结果先期派人送入京中，并为袁世凯辩护，盛赞袁世凯“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洵为不可多得之员”，使袁世凯逃过一劫。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荣禄曾会同刑部等查核上驷院赃案。十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1月17日），荣禄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并请求“广练兵团，以资防守”。

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上谕授荣禄大学士。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荣禄接替王文韶，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25] 。五月四日（6月22日），定大学士殿阁为文渊阁，次日（6月23日）实授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 任职期间，戊戌政变爆发。

传统上对荣禄参与戊戌政变的叙事是：荣禄接到袁世凯告密的消息，此后秘密回京，策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这种说法，经史学家考辨，已被证明不可信。一般认为，告密者实为有意投靠荣禄的杨崇伊。 不过，就现有史料而言，荣禄坐镇天津与京城满洲权贵庆王奕劻等策划训政的史事基本上是可以澄清的。 在光绪帝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政变后次年（1899年），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

节制北洋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荣禄卸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军机大臣，但仍节制北洋各军。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授荣禄练兵钦差大臣，并指明由他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 十月二十四日（12月7日），获准合宋、董、聂、袁四军及新募亲军联为一气，构成武卫军雏形。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1899年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 此后，荣禄又陆续编练武卫先锋军、先锋队若干。这一期间，荣禄在光绪帝废立问题上，由犹豫转向反对。（一说，在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被架空后，荣禄在支持慈禧训政的同时，已有保全光绪帝之位的打算。）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1899年11月17日），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广东返京，其后联合党羽对荣禄施压。刚毅批评荣禄所信任的苏元春，并指荣禄涉嫌贪腐； 他并借对康梁等海外言论的追论，使慈禧罢去廖寿恒的军机大臣之职，代之以赵舒翘，冲击荣禄力图维系的原有政局。刚毅还联合赵舒翘尝试废除京师大学堂，荣禄力持反对。而后，荣禄又请求增设武备学堂，经总理衙门议准设于京师大学堂之下。 此时，坊间已有传闻称慈禧太后将废黜光绪帝，载漪、刚毅、徐桐等亦蠢蠢欲动，慈禧太后实亦有此意，并要求荣禄参与。据陈夔龙等记述，在这种情势下，荣禄与李鸿章会面，询问其意见，李鸿章对废立之事表达强烈反对，并称外国驻华使节等亦持反对；荣禄将李鸿章所言转告慈禧太后，终于使之打消废帝念头，转为立“大阿哥”。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1900年1月7日），李鸿章在荣禄支持下离京赴两广总督任，以远离是非之地。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宣布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 一些礼仪场合亦以此“大阿哥”代光绪帝行礼。

庚子之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畿蔓延后，荣禄屡请镇压，并请保护各国使馆。在围攻使馆过程中，荣禄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馆输送食品，促成驻京公使与本国通电报，但他手下的武卫中军也曾参与围攻使馆。随着战局急转直下，同年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诏命荣禄留京办事。 北京陷落后，荣禄暂驻保定，慈禧曾令荣禄入京作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谈判，李鸿章则奏请让荣禄回“行在”当差。当代学者陈晓平分析，李鸿章此举一方面可通过荣禄说动慈禧调整其政策，另一方面也为荣禄解围，是“投桃报李”之举。 [96] 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诏荣禄赴西安行在。

总体看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后，事态危急，和战两难，在使馆谈判问题上，载漪、刚毅等人也对荣禄有所支持。围攻使馆期间，董福祥也并未完全脱离荣禄的统辖。相反，京城陷落后，随扈西行的载漪、端王等人又开始排挤荣禄，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力图继续掌控朝政，最终在东南督抚策划下，荣禄才得以抵达行在。刘、张、袁等督抚还对武卫中军围攻使馆之事向列强进行声辩，期望各国不再追究荣禄。但是，抵达西安的荣禄，重掌枢垣，很快故态复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护载漪等人，又引起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辛丑条约》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权力格局中逐步完成的。 随着刚毅、李鸿章等人的病死，主战贵族的圈禁，荣禄在晚清国势衰颓之际达到了个人政治地位的顶峰。

寿终京第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日（1901年7月25日），荣禄受命管理户部事务。 同年，支持刘坤一和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十一月（1902年1月），两宫回銮，荣禄亦随扈自西安还京，加太子少保衔，转文华殿大学士，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定为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1902年8月31日），荣禄嫁其女瓜尔佳·幼兰为醇亲王载沣之妻。此举源于慈禧太后指婚，后幼兰生宣统帝溥仪。

晚年的荣禄，虽然主持朝政，但因病情日重，时常请假。经过庚子之变，武卫军惨败，妻、子亡故，荣禄遭受不小的精神打击。办事拖沓，因循依旧，任人唯亲，政以贿成，受到朝野的批评。这也是后来其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年4月11日），荣禄去世， [92] 遗折奏入， [91] 清廷于同日赠其为太傅，赐谥文忠，晋封一等男爵。

主要影响

政治

荣禄参与晚清“实政”改革，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甲午战后参与军政改革。有学者认为，甲午战后，原本局限于部分枢臣、督抚的洋务运动，转变为清廷自上而下的全局性改革思潮，而荣禄编练新军的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属于清廷“实政”改革的首要内容。（详见本词条“军事”部分。）

二是荣禄在戊戌变法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荣禄参与戊戌政变，扼杀戊戌新政，并因此受到康梁及史家的批判。从史实来说，荣禄通过策动慈禧训政，来达到中止光绪帝所立主推行的改革的目的，亦可坐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政变的主谋之一。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思路，主要是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 [65] 关键是要有他认为的正确的变法次序。在政变后，他积极调和两宫，极力保护光绪帝，避免事态恶化，庇护新政官员，并继续维护和推动某些新政；他不仅练兵、筹饷，在保存京师大学堂等问题上与刚毅等的斗争一直持续，有限地维护了一些改革成果，对于荣禄的这些举措，亦不可一笔抹杀。

三是荣禄在庚子国变后的清末新政中发挥的作用。两宫避难西安时期，荣禄也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清廷颁布明发上谕，宣布进行“新政”，在此问题上，荣禄有推动之功，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王朝已经面临末日，新政始终没有多大的进展。各省财政枯竭，行政拖沓，诸事毫无起色。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中央与地方关系日趋紧张，各地抗捐抗税活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益复杂。身为首辅，从中很难看到荣禄为扭转局面的努力。相反，朝野对他的非议却此起彼伏，或牵连庚子旧事，或与当时人事纠葛相关；而荣禄亦意志消沉，办事因循拖沓，未能对新政起到更多积极作用。

军事

收拢军权

甲午战后，清廷以自强为名，直接掌握练兵大权，乘机将长期被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把控的军权收归中央。这是荣禄逐步谋划完成的。从胡燏棻定武军易帅、袁世凯小站练兵，到戊戌年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自始至终，荣禄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清季罕见的现象，明显具有满洲贵族加强集权的意图。尽管庚子武卫军的惨败使荣禄的远略未能实现，但是，中央练兵的机制被固定下来。后来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也是在练兵处的统一规划下完成的。慈禧之后载沣等满洲亲贵排挤、打击袁世凯的目的之一，便是革黜其军权。由此看来，宣统时期的满洲贵族专权与荣禄的谋略是一致的。只是在慈禧和荣禄死后，孱弱无力的载沣、载涛等少年亲贵面对羽翼丰厚的袁世凯已显得无能为力了。

创武卫军

节制北洋期间，荣禄将麾下军队改编为武卫军，分为五部。

第一部称卫前军，由聂士成统领驻天津东北的芦台，防守天津及沿海。

第二部称武卫后军，由董福祥统领，驻北京东北。

第三部称武卫左军，由宋庆统领，驻山海关。

第四部称武卫右军，名气最大，由袁世凯统领，驻天津东南的小站。

第五部称武卫中军，系荣禄自建，并亲自统领，驻北京南部皇家游猎之地——南苑。

学者房兆楹将荣禄视为北洋新军的创始人。另一学者马忠文则认为，创建武卫军是荣禄生平最重要的功业，系荣禄鉴于北洋海军丧失、京津防卫空虚，为了捍卫京畿而采取的重大决策。但由于财政拮据以及朝局影响，在庚子事件中，武卫军并未能有效发挥抗击外来侵略的作用，更有甚者，武卫中军还乘机劫掠商民，造成恶劣影响，大出荣禄意料之外，也成为荣禄遭到世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袁世凯则在荣禄庇护下得以发展其力量，嗣后凭借北洋军阀的雄厚势力，成为影响民初政局的关键人物。

轶事典故

擅动枢笔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称，同治帝去世后，相关诏旨按例应由军机大臣执笔，当时沈桂芬稍稍迟到，文祥受命主稿，又因病不能下笔。情急之下，荣禄擅自动笔，沈桂芬见状，心生不悦；荣禄亦知沈桂芬对自己擅动枢笔之举不满，亦作提防，二人遂生嫌隙。

有染皇妃

据英人濮兰德、白克浩司记载，荣禄在光绪前期仕途不顺与他跟同治皇帝某妃子有染有关。大约在光绪六年（1880年）左右，此事被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举报给慈禧，慈禧来到这名妃子住所，查出了她与荣禄有染的证据，此后数年皆疏远荣禄。

一击不中，当徐图之

陈夔龙、文廷式等人均记述了荣禄企图令沈桂芬外放贵州巡抚之事。据称，某年贵州巡抚出缺，两宫太后懿旨，着沈桂芬去。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盖巡抚品级低于沈桂芬现职（沈桂芬时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又系外放边地，此举罕见其例。军机大臣宝鋆等着力谏阻，太后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虽躲过一劫，沈桂芬仍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由于怀疑这道懿旨与荣禄有关，沈桂芬请翁同龢替自己试探荣禄的口风。翁遂造访荣禄（另说是趁着二人因事共处时），当着荣禄的面痛骂沈桂芬，假装自己和荣禄属于同一阵线；荣禄信以为真，遂将自己如何从中运作和盘托出。据文廷式记述，荣禄系趁两宫皇太后厌恶沈桂芬之时，提出外放沈桂芬的主意的，且荣禄曾援引沈兆霖出任陕甘总督之事为两宫太后提供支持。荣禄还对翁同龢宣称：“一击不中，当徐图之。”（这次便宜他了，慢慢再找机会。） 沈桂芬从翁同龢处得知内情后，没有再给荣禄机会，设法让荣禄失去了要职，而翁同龢与荣禄也由此交恶。

主要作品

荣禄曾辑《世笃忠贞录》（2卷），该书刊行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是荣禄兄弟等为宣扬祖、父两代而编辑的家史文献。他还为母亲撰有《诰封一品夫人先继妣颜札太夫人行述》。 还有辞书著录称荣禄编有《武毅公事略》。

庚子事变中，荣禄位于菊儿胡同宅邸遭遇焚毁，生平文稿、典籍毁于一旦，造成其个人作品的缺失。后人对其作品的结集，主要有以下两种：

荣禄死后，其后裔、门生所刊《荣文忠公集》（即《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总20号），该集共1册4卷，其中卷三为奏折9通，多与义和团运动相关，卷四为电函4通，是荣禄写给袁世凯和奎俊的函电，表达的也是剿办义和团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系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的荣禄档案中选编整理，个别信函内容有所删节。该档案基本上是荣禄逃离北京至回銮以后病逝期间各地官员给他的公文、函牍等，其中也夹杂着庚子（1900年）四、五月间的零星信件。

此外，在一些图书馆、科研机构和私人收藏者也藏有零星的荣禄诗文、书信等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