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1856年—1937年8月），字叔伊，号石遗老人，是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近代著名文学家。
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在京城，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与沈曾植相识。二十八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后为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清亡后，在南北各大学讲授，编修《福建通志》，最后寓居苏州，与章炳麟、金天翮共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人物成就
陈衍通经史训诂之学，特长于诗，与郑孝胥同为闽派诗的首领人物。光绪十二年（1886）在京时，与郑孝胥标榜“同光体”。他提倡“三元”之说，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他认为这是古近体诗的三个演变阶段，第一个高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第二个高峰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第三个高峰在宋哲宗元祐年间。而继承“三元”的就是清代同治、光绪间的“同光体”，也即他所倡导的诗风。他自己作诗，着重在学习王安石、杨万里的曲折用笔，骨力清健，与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风格都不同。他一生宣扬“同光体”成就，对近代旧诗坛，发生过广泛影响。
主要作品
民国4年（1915年），李厚基聘沈瑜庆、陈衍为《福建通志》正、副总纂，陈衍与沈家为姻亲，其姐陈仲容为沈瑜庆长兄沈玮庆的继室。受聘之后，沈瑜庆仍留居上海。一切皆由副总纂陈衍负责，
著有《石遗室丛书》，收书18种，116卷，其中除辑录校补者8种外，自著10种，包括《石遗室文集》12卷，《石遗室诗集》6卷，《石遗室诗集补遗》1卷，《说文举列》7卷，《朱丝词》2卷等。有家刻本。《丛书》外，又有《石遗室诗话》32卷、《续编》6卷,《辽诗纪事》12卷、《金诗纪事》16卷、《元诗纪事》24卷，都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石遗室论文》5卷、《史汉文学研究法》1册，都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排印本。又选有《近代诗钞》24册，《宋诗精华录》4卷,皆为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个人经历
陈衍自幼随祖父读书写字诵诗，10岁时已读完《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能将“六朝人文长篇若两都若哀江南诸赋皆背诵如流”，且“终年为诗，日课一首”，还对唐、元、明人笔记、小说广有涉猎。但他在考场上并不如意，屡试屡败，好不容易在光绪八年（1882年）才中举，当时二十七岁，同榜者中还有后来的外国名著翻译家林纾。
1886年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随军招抚当地土著。1886年在北京时，与郑孝胥共同标榜“同光体”，并成为“同光体”闽派的代表人物，其评论著作有《石遗室诗话》。1895年三、四月间，陈衍到京会试，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后期，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求和签署《马关条约》，举国哗然。陈衍起草、并与林纾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领土。1897年夏，陈衍被公推为《求是报》主笔，在其主事期间，《求是报》的内容包括社论、谕旨恭录、中外新闻、中外法律法规、译文和逸闻、理论科学的译介和小说连载等等，而且每期都有针对中国现状的论说，因此读者日多，风行一时。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正是由《求是报》看出陈衍的卓越的才干，于1898年邀请他到武昌，为其写作，并任《官报》局总编纂。1898年春，京城会试之际，变法呼声正高，陈衍作《戊戌变法榷议》，分议相、议兵等十条，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同年，应经济特科试，不中。戊戌变法失败后，《官报》停办，陈衍筹办《商务报》，以研究实业为主，除了连载他同其下属河濑仪太郎翻译的《银行论》《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地理》《商业开化史》《商业博物志》《日本商律》《破产律》等外，还连载了《欧美商业实势》，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做了大量翔实报道。1907年陈衍到北京任学部主事、并兼京师大学堂文科教习。1911年清朝灭亡后，到南北各大学讲学。
1912年12月起，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半月刊上连载，数十万言的长文，旁征博引，侃侃而谈，甚获好评。后来《石遗室诗话》结集出版，风靡一时。“煌煌巨帙，声教远暨海内外，一时豪俊，奔趋其旗之下。”他要续辑诗话的消息传出后，各地诗人竟“争欲得其一言为荣，于是投诗乞品题者无虚日”。他得意地告诉朋友：“海内诗人寄到之集，已阅过者殆满间一屋，而架上案头，有已选佳句不及收入者，尚不可胜计。”陈衍的诗歌理论对“同光体”诗人的上述主张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发展，具有集大成的意义。他的诗作则瓣香白居易、杨万里，多抒发闲适情趣，涵泳山水妙旨，遣词造句，颇具新意，于“同光体”中自成一家。
1916年起编修《福建通志》，5年后《通志》全稿完成，凡600余卷约1000万字，除盐政、水利等数志外，皆由陈衍一人经营编纂。该《通志》于1938年出版，迄今仍是省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
1933年除夕，钱钟书拜会他，当时已年过七旬，钱其时尚在清华读书。可谓忘年之交。钱在英国留学时陈衍还寄给他自己的诗作，其中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诗句。钱钟书早年“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陈衍则批评他：“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因而改弦易辙，奉衍若神明。三十年代初，陈衍仍对钱钟书到国外念文学大惑不解：“文学又何必向国外去学呢！我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吗？”
陈衍晚年寓居苏州，与章炳麟、金天翮共倡办国学会，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37年8月，陈衍在福州病逝，葬于西门外文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