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1730年－1791年），字书昌，山东历城（今属济南市）人，祖籍浙江余姚。
生而好学，“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筑贷书园，积书十万卷，供人阅读抄写，并倡“儒藏说”，成立“儒藏”，“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有“林汲山房”，藏书达五万卷，绘“林汲山房图”。
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后因入馆编纂《四库全书》，钦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负责《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辑出宋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苏过《斜川集》等十余种罕见的重要文献。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
人物生平
周永年家贫，百无嗜好，独嗜书。有感于明代曹学佺之论，作《儒藏说》。此说一出，罗有高、刘音为之张目，刘作《广儒藏说》以和之。论者谓清修《四库全书》，分储七阁，实受《儒藏说》之启发，永年倡始之功诚不可没。（详见王绍曾、沙嘉孙着《山东藏书家史略》）今迻录其文，以供参考。（仅据《山东藏书家史略》所附《儒藏说》输录，未校原书。）
人物轶事
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乾隆四十年被征修《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四年出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四库馆散，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乾隆五十六年乞病归里，是年秋七月卒，享年六十二岁。周永年是我国十八世纪著名的藏书家，人称其藏书“甲于山左”，也是著名的学者，在校勘学、目录学和图书馆事业上成绩卓著，尤其对《四库全书》的撰修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年轻时代的周永年心中即装着普天下的读书人和利在万世的藏书事业，酝酿着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力倡“儒藏说”以存天下之书，主建“借书园”欲使一家之藏广之于天下。儒藏之说源于明末曹学佺，周永年把它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阐述，并作《儒藏说》以明其意，在文后的《儒藏条约三则》中，制订了周到的实施细则，便于实施。为建儒藏，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建起了“借书园”。借书园是周永年的藏书处，更是其《儒藏说》理论的自我实践，具备近现代图书馆的两大功能——保存文献和传播文明，是近代公共图书馆之滥觞。可惜这只是周永年天真的梦想，在那个时代，藏书家们的宋椠元抄往往藏之深阁，秘不示人，完成儒藏理想，赖周永年个人之力是不行的。但是，儒藏说一出，便得到士林诸同志的响应，而《四库全书》的编纂思想和择弃原则，正是周永年在《儒藏说》中力倡的。因此有人说纂修《四库全书》“倡导之功，归诸永年”，是有道理的。《四库全书》的纂修，周永年不仅有倡导之功，而且为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乾隆四十年周永年以夙望为大学士刘统勋所推荐，被征为纂修官，特旨改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学界引以为荣，海内学人投刺踵门，皆欲纳交。四库馆开设于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从《永乐大典》的校勘辑佚工作开始的，周永年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章学诚在《周书昌别传》中记载，馆臣们不肯费力搜寻，多选择易为功者，就说再无可辑之书，可因为周永年固执以争，认为其中还有许多可做的工作，拿他无可奈何的同事只好“尽举而委之书昌”，周永年不畏艰辛，“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馀，丹铅标识，摘抉编摩”，辑出永新刘敞兄弟《公是》、《公非》等十余家佚书，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据《永乐大典》葺补残缺、校雠错讹脱倒。在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的一次辑佚校勘活动中，周永年不计名利只是“欲行其平日之见，尽表遗籍”，他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精神和所辑宋元遗籍永垂史册！
人物贡献
李慈铭认为，《四库全书》虽纪昀、陆锡熊总其成，但是经部提要由戴震主笔，史部提要由邵晋涵主笔，子部提要由周永年主笔，这种分工是依据了各人的学术专长。
《清史稿》评价周永年：“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桂馥在《周先生传》中也说：“先生于经史百氏之言，览括略尽，视其大义，不雠章句。”凡从《大典》中辑出的佚书，谁辑录即由谁撰写提要，考察《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还可知，《彭城集》、《浮溪集》等集部提要亦出于周永年之手。另外，据陈垣先生考证，《四库提要》中释家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错误极少，亦为周永年所纂，因周永年自年轻始即笃嗜内典，对佛家著作颇为精通。
周永年为时硕儒，文章冠绝一时，但他眼光过高，又过分谦虚，自谓文拙，不留存稿，故今天可见著述极少，致使许多人竟不知道他在《四库全书》的撰修过程中做过这么多的工作，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古人重实，不求虚名，也给学术专家漫天飞，学术专著泛滥成灾的当今社会一个警示。
藏书故事
清学者、藏书家。字书昌，一字书愚，别号林汲山人。祖籍浙江余姚，迁居山东历城。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与邵晋涵、程晋芳、戴震等人同修《四库全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四年（1779）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在四库馆时，对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为馆中同仁所推重。见宋元遗书多收入《永乐大典》中，于是摘编得10余家，均为前人所未见者，加以著录。家藏图书极富，有感于“曹氏书仓”及“释道藏”，建“林汲山房”、“水西书屋”，聚书其中，集古今书籍10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又约桂馥买田设“藉书园”，其中设台祭祀汉代经学大师伏生。“藉书园者，书昌之志也，书昌故温饱槖馁，于书积卷殆近十万，不欲自私，故以籍书名园。藉者，借也”。桂馥亦有《周先生永年传》，称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沈起元记其“百无嗜好，独嗜书。编撰《水西书屋藏书目录》、《藉书园目录》、《藉书园藏书目》，著录图书3000余种。章学诚和邵晋涵二人曾慕名参观其藏书。章学诚《周书昌先生别传》，对其在四库馆编校古籍有详尽的记述。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者”。为资助李调元刊刻《函海》，借出抄本书30种，索要多次未还。鉴于明代曹学佺欲仿道藏、佛藏，更著为《儒藏》未成，“曹能始《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当亦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遂著《儒藏说》，集中阐述了他的学术思想，是藏书观念的一大改变。他认为，“书籍者，所以载道记事，益人神智者也。”所以他积极提倡书籍的流通与传借。指出过去公私藏书，未能长久保存，感叹道：“藏之一地，不能藏之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因而他提出公共儒藏思想，奔波四方，鼓动师友，宣传儒藏的好处，士大夫文儒响应者颇多。他的公共儒藏思想，对丰富和发展古典图书馆学有重要贡献。他自称手拙，除《儒藏说》18篇外，不存稿，亦不著书。